1928年，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皇姑屯事件，奉系军阀张作霖被炸死。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知道，仅凭东北军的实力，是不能与日寇抗衡的，便选择东北易帜，依附于蒋介石。
张学良选择投靠蒋介石后，一直忠心耿耿，满心期望蒋介石能够帮助其收复东北，替父报仇。
1931年九·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却命令他不许抵抗，撤回关内。让张学良心生不满，但为了大局着想，他选择了暂且忍耐。
1935年秋，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战略转移，抵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，并逐渐创建了陕甘宁边区。
一直视红军为眼中钉的蒋介石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，1935年10月2日,蒋介石专门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司令部，并命令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，统帅20万东北军围剿陕甘宁地区。
此时的张学良一心只想打回东北，雪国耻、报家仇。跟随他出关的20万东北军将士，也个个思念家乡不愿意打内战。
但失去地盘的东北军，军饷完全由南京政府提供，如果不遵循蒋介石的命令，结果必定是断饷断粮，张学良无奈，只能将部队开赴到陕甘宁地区。
东北军三战三败，无心再战的东北军干脆与红军停战对峙起来，后来红军还与东北军签订了《抗日救国协定》。
这让蒋介石大为恼火，裁撤了东北军两个师编制以示惩戒，还亲自奔赴西安坐镇指挥。
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的专机抵达西安，便立刻要求张学良进攻陕北红军。张学良不听，反而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，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，一致对外积极抗日。两人言语不欢，闹得很不愉快。
没过多久，全国爆发了援绥抗日运动，全国舆论进入到抗日高潮之中。失土亡家的东北军将士打回老家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让张学良更加坚定了抗日刻不容缓的信念。
张学良不断向蒋介石递交抗日请战书来表明心迹，但都被蒋介石拒绝。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制定第六次“围剿”计划，并决定于1936年12月12日宣布作战命令。
数十万国民党精锐已经在潼关集结，大批战斗机、轰炸机也都部署到了西安机场，战争阴云笼罩在陕北上空。
12月11日，张学良再次带着抗日请战书，前往华清池面见蒋介石。请战书字字泣血，态度之诚挚、心情之急迫跃然纸上。可得到的回复依然是时机尚未成熟，现在应全力围剿红军。
张学良悲愤交加，义愤填膺地说道：
“日寇侵我国土，步步紧逼，继东北沦陷后，华北已名存实亡了。最近绥远又复告急，国家民族存亡已到最后生死关头。非抗战不足以救亡，非停止内战，举国团结一致，不足以言抗日。继续剿共绝非出路。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，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，只有一致对外，才能安内，一旦抗日，就能统一。东北军是失土亡家的人，将士们的抗日热情已不可再压制了，我对委员长是一贯忠诚的，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不能不据理力争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。”
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，厉声训斥：
“一派胡言，剿匪’是国策！你知道什么？抗日，抗日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你再去抗日就好了！”
蒋介石的态度，让张学良很失望，满腔愤恨无处发泄，只能“砰”地一声摔门而去。
当晚，张学良便与志同道合的杨虎城一起商议对策，两人一致认为，如今只有“兵谏”，才能逼蒋介石抗日，虽然是险招，但也是最后的办法了。二人商议至深夜，一个详细周全的方案形成。
蒋介石当天居住在华清池的行辕中，行辕内的守卫都是蒋介石从南京带过来的亲信，大约30人左右。华清池外边的哨岗则由宪兵把守，人数也就几十人。
华清池再远一些的外围则由张学良的卫队第一营负责驻守，营长便是张学良的爱将王玉瓒。张学良在西安的住处，则由卫队第二营负责驻守，营长为孙铭九。执行“捉蒋”任务的两个关键人物便是这两人。
1896年王玉瓒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，18岁便加入了东北军，后来被选入东北讲武学堂第9期进行深造学习。因体格健壮作战勇猛，被张学良一眼看中，调至身边担任警卫工作。
王玉瓒在张作霖执政东北军时期便在军中效力，对于这样一个忠心不二的沙场老兵，张学良自然十分器重，后来逐步成为张学良的心腹之一，常伴随其左右。
1909年孙铭九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一个普通家庭，1927年加入东北军，初从军的孙铭九一开始就展现了军人天赋，次年便被公派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学习。
学成归来，孙铭九在天津担任教官，训练军队。1931年被路过天津的张学良看中，将其调至身边工作，先后担任机要随从、军事参谋及卫队营长等职务。
1936年7月，张学良为了培养抗日力量，在东北军中成立了“抗日同志会”，成员主要以年轻军官为主，孙铭九便是骨干之一。
孙铭九军事能力很强，性格坚韧，血气方刚，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仇视，一直支持张学良抗日的主张，对其忠心耿耿，是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。
深夜，张学良将二人召至书房，向他们部署了具体的任务，命令他们紧密配合，把蒋委员长请进城里来，一定要活的，千万不能伤害他。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安置点空间宽敞，配备空调、热水，可以为工人们提供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，现场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热心引导，帮助工人们第一时间找到落脚点。
二人看着张学良坚定的眼神，立刻回复保证完成任务。张学良看着二人，深沉地说道：“明天，你死我死都不知道，要有思想准备。”
自古“兵谏”者难有善终，“兵谏”蒋介石绝对是最后的无奈之举。可见，张学良对此是有认知的，也是抱着必死的心态，最后搏一把。
两位心腹爱将，对张学良这兵行险招的命令丝毫没有迟疑，也都义无反顾地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12日凌晨2时许，王玉瓒乘车先行到达了华清池外围，将任务部署给了自己手下的连排长。一部分人留守华清池外围，禁止任何人出入，抓捕从里面逃出来的任何人，一部分人随自己担任“捉蒋”任务。命令他们以三声枪响为号，同时开展行动。
孙铭九也回到了卫队二营整点人马，挑选了50名突击队员，担任重点突击任务，随自己悄悄赶赴华清池。
凌晨5时，王玉瓒打响了行动的枪声，率领步兵连和骑兵连共300多人向华清池五间厅攻来，没费多大力气便解决了外围的宪兵。
但在华清池二道门的地方，遭遇到蒋介石贴身侍卫们的激烈反击，此时孙铭九带领的突击队也赶到战场，加入了战斗。
此时蒋介石被辕门外的枪声惊醒，深知大事不好，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披着睡衣便和自己的侄子蒋孝镇一起跳墙往骊山上跑。
没过多久，王玉赞和孙铭九便带人冲进了五间厅，却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踪影，看见衣服、行装还留在卧室，断定蒋介石没有跑远。
二人短暂商议之后，王玉赞带人从左侧向骊山上搜索，孙铭九带人从右侧搜索。
凌晨6时，在距离五间厅大约500米的骊山左侧山脚下，一营战士发现了蜷缩在杂草丛中的蒋介石。两队人马立即汇合到一起，护送蒋介石前往西安。
西安事变让各方都毫无准备措手不及，在周总理的积极斡旋下，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，蒋介石在同意停止内战，准备抗战之后，安然无恙地离开了西安。
但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恨之入骨，没过多久便将张学良扣押在南京，在南昌将杨虎城秘密逮捕。
得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之后，东北军的将领们分化为两派，一派以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为首，主张通过政治谈判方法解救张学良，一派是以孙铭九为主的年轻军官，主张用武力救张。
孙铭九认为政治谈判便是屈服，只有使用武力，才能救出张学良。在群龙无首的东北军中，两派人马政见无法达成一致，势如水火。
1937年2月2日，双方将领又一次发生冲突，冲动的孙铭九盛怒之下枪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，酿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“二二事变”。
在这场事变之中，年轻军官们很难取得军队的指挥权，仅仅一天便败下阵来，孙铭九也成为了重点惩治对象，不少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一致要求让孙铭九为王以哲偿命。
冷静下来的孙铭九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但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。
2月4日，在周恩来的斡旋之下，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进入苏区暂避风头。在王以哲死后，东北军再无人能够主持大局，不少军师长纷纷倒向南京政府，加上蒋介石的打压，东北军迅速瓦解。
在各方的压力之下，孙铭九并不能在苏区久留，没过多久又开始了自己的流亡之路。
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，促成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功人员孙铭九却落得个无处可去的境地。
孙铭九先是投靠天津租界的好友，后又辗转躲入上海租界避难。现如今苏区不能待，南京政府又不会放过他，一时间，孙铭九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。
1943年，身无分文的孙铭九为了生存下去，投靠了汪精卫政府，先后担任汪政府参赞武官、豫北抚安特派员等职务，成了人人厌恶的汉奸。
抗战胜利之后，孙铭九又一次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，无奈之下只能再次转投国民党，后来在解放哈尔滨的战役中被俘，至此也终于结束了流亡逃窜的生活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关于孙铭九的路线问题也摆到了桌面上，经过审查，孙铭九在汪伪政府期间，并没有做过卖国求荣、屠杀同胞的事。
在审查期间，孙铭九也积极配合，真诚地承认错误。人民政府没有否定孙铭九做出的贡献，经过慎重考虑，政府给他的结论是：“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因为特殊历史条件，迫于生计走过一段弯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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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甲归田的孙铭九并没有赋闲在家，反而在上海担任了一系列职务，还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为新中国建设发光发热。
孙铭九与张学良的关系十分亲密，自从西安事变后两人再没有见过面。55年后的1991年，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现在最想见谁？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孙铭九。”
而孙铭九也无时无刻不思念少帅张学良，从电视中看到张学良的影像，便不自觉地回忆起那段风云跌宕的历史，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2000年4月8日凌晨，孙铭九因病逝世，享年92岁。回顾这位“捉蒋”英雄的一生，从一心抗日的热血将领，到走投无路的无家之人，从为了生计充当汉奸，到新生活后的认错改错，其一生曲折坎坷、跌宕起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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